记者 谭保罗

  潮汕人是中国商帮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外界眼中，他们相对封闭，流行基于血缘和乡谊的内部融资和商业合作，“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在深圳这个极度市场化并讲求与国际接轨的城市，新一代潮汕商人正显示出愈发开放的特征。

  比如，两位知名的70后潮汕商人就是典型。一位是腾讯的马化腾（出生于1971年）。另一位潮汕商人是宝能的姚振华（出生于1970年）。除了互联网，就是地产和金融，这是深圳潮汕商人给外界的印象。实际上，深圳商界还有另外一群潮汕企业家，他们走出了互联网和金融地产之外的第三条路。深圳潮汕商会名誉会长刘志雄就是这样一位，他也是一位70后。

  平台化，新的“深圳经验”

  三诺集团总部坐落在深圳南山区滨海大道，往西比邻而居的正是腾讯公司全球总部。

  三诺集团董事长、CEO刘志雄的创业故事广为人知。目前，刘志雄是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市物联网协会会长以及广西自治区政协常委。20世纪90年代，他从广东潮州的饶平县怀揣100元来到深圳，20多年后，他把公司从一家小工厂做到了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以及全球最大的多媒体音频整机产品提供商。仅以广西北海的三诺制造业基地为例，其进出口额就一度占据北海市全年进出口的1/3。

  现在，刘志雄正带领这家企业向智能化转型，希望成为一家以“智慧生活”为核心的平台型产业投资集团。这个目标看似抽象，却代表了深圳制造业企业一个可能的转型方向，其关键词是“智慧”和“平台”。

  不妨选取一个截面来观察。

  目前，由三诺和合作伙伴发起的珊瑚群创新加速器正在全国铺开，腾讯在深圳、广州的众创空间都由珊瑚群来运营。

  珊瑚群的运作模式可以这样简化理解。比如，一位创业者要进行智能硬件方面的创业，但他有idea，却没有设计能力，更不具备制造能力和销售网络。但入驻加速器之后，他只要提供idea，即完成“从零到一”的原创，那么三诺和伙伴就会提供从设计、制造到销售网络等方面全供应链的支持。众创空间则通过投资创业者来获取回报。

  换句话说，这一运作模式即是智能化、规模化的制造业企业用自己研发设计能力，以及高效而低成本的供应链，对创业者进行赋能。刘志雄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是三诺的B2S（Business Backed Startup）模式，即由大企业（Business）开放产业链的资源，支持创业小企业（Startup）。

  英雄总是不谋而合，尤其在深圳。当下，大平台“赋能”创业企业，正成为深圳龙头企业的新潮流，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深圳经验”。比如，腾讯把互联网的“流量经济”做到极致，通过流量分发，培育了自己投资的数百家创业企业。平安集团则成为“范围经济”的典型，利用集团内部共享的“金融信息池”和强大的销售网，孵化了支付、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多家独角兽。

  此外，刘志雄还看到一个大趋势，在信息产业，全球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正日益细分化和个性化。因此，传统的产业巨头正面临挑战，而通过研发设计、供应链、销售网以及资本对创业者进行赋能，进行分散化开发，则是一条潜力无穷的路。

  成功背后的三次选择

  刘志雄出生在潮州饶平一个书香世家，长相帅气，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中学时期，刘志雄的学习成绩曾在县城最好的中学名列前茅。如果不是14岁那年的家庭变故，他很可能走上潮汕人很少走的另一条人生道路：考上名校，给领导做秘书，然后走仕途。

  但14岁那年，父亲因为车祸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因为劳累过世，家里的钱全部都给了父亲治病。一下子，几十元的学费都交不起，于是他来到深圳打工。

  如果把刘志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奋斗榜样，他有三个重要的人生选择值得参考。

  因为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好，刘志雄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公司做行政文职。他很受老板器重，但他很清楚，做文职并非核心部门，最多做到职业经理人。要懂技术，要做工厂，做老板才是更好的选择。

  他本打算做了一年文职，赚够学费，再回去念书。但他思考再三，选择放弃。随后，他进入一家香港制造业公司做学徒，学磨具技术。最终，三诺也起家于模具。

  “做老板”，这是刘志雄的第一个选择，而他的第二个选择则是“立信用”。1996年，刘志雄的模具公司“迅鸿达”更名为“三诺”，并从模具转做音响。刘志雄发现，市面上的音响都是功放分离的，线路复杂，用起来不方便。于是，他做了一个小创新，将功放合一，消费者用起来方便，也省地方。

  产品一炮打红，一个月销售额就达千万，但问题随即而来。由于工厂赶工，质量控制没跟上，消费者出现退货潮。经统计，如全部退货，那么已到手的几千万真金白银的营业收入将全部泡汤，公司也会垮掉。

  刘志雄回忆，一位下属出于好心建议说，“干脆跑路算了，跑路的老板这么多，大家都没事，我们也不会有事。到时候重新注册个牌子就好。”但刘志雄坚持全部退货，他说：“公司既然叫三诺，那就一定要信守承诺。必须直面质量事故，企业诚信大过一切。”于是，营销人员全部跑光。不过，经销商开始对刘志雄刮目相看，他们立刻成为这位年轻老板的忠实拥趸。经销商的忠实，让三诺的售后服务在竞争者中首屈一指。

  刘志雄的第三次选择是“顺大势”。目前，刘志雄担任深圳市物联网协会会长。他认为，物联网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物联网不但改变制造业，也将改变生活。未来，他希望把企业打造一个“连接者”，上接互联网，下接物联网。而连接需要什么？需要入口，智能硬件即是最现实的入口，这正是那些具有“硬件基因”的企业的机会。（未完待续）

  南风窗：物联网现在很热，但还处在探索阶段，应用也趋于碎片化。为什么这么看好物联网？

  刘志雄：首先，任何产业都有一个渐进发展和探索的过程，很多看似问题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解决。和互联网相比，物联网的市场空间更大。互联网连接了全球几十亿台终端，这是人的连接，但物联网除了人与人的连接，还有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万物互联，真正的数据经济时代就会到来。

  其次，中国有发展物联网的先机。在物联网发展的早期，只有制造业大国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应用场景，才能培育市场，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的深化。我还看到一个数据，在2019年，即使以美元计价，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将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纵深非常大，物联网的应用不但在于产业，也在于生活。因此，市场空间非常广阔。

  更重要的是，还有国家的政策支持。过去，我们的四万亿元会投到基础建设，但未来，更多资金将投向物联网相关产业。比如，5G网络必然是国家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5G将对物联网产业形成巨大的支撑。

  另外，全球的宏观形势也要求我们必须找到诸如物联网在内的新的产业增长点。三诺的全球销售额中，超过一半是出口。这段时间，从我们和全球客户的接触来看，很多人都认为贸易战早已超越贸易本身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企业必须做好准备，要更加重视内需市场和技术创新。

  深圳制造的秘诀：外销倒逼

  南风窗：有一种观点认为，深圳的制造业之所以强，是因为深圳制造业从“三来一补”开始就以全球化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才能直面全球竞争，毫不畏惧。

  刘志雄：对。我来深圳最开始是在一家香港的模具企业工作，我在香港人那里学到了当时真正全球一流的行业技能。后来，去了内资模具企业，我技术是最好的，很快就脱颖而出。外资企业、港资企业对深圳制造业的确有着明显的技术外溢和带动作用。

  再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那次退货事件，也可以说因祸得福。首先，我捍卫了三诺的品牌和价值。另外，我也认识到必须在生产环节严格推行国际化标准，于是我们开始发力外销。如果做内销，标准就是行业几个巨头自己定的，但外销的质量标准是国际一线品牌商制定，它们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

  那个时候，和我竞争的好几家北京的音响品牌都倒闭了，但我们做到了今天。和三诺一样，深圳很多制造业企业能不断做大，一定程度的确是外销的倒逼。外销让你知道，任何事情必须靠自己，靠真本事。

  学习韩国人的故事

  南风窗：企业家都希望A股融资，因为溢价高。2007年为什么会在韩国上市？韩国市场的溢价肯定比不上A股。

  刘志雄：在韩国上市主要是为了学习。一是学习大企业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韩国曾是日本的学生，但韩国的信息产业尤其是在移动终端等硬件，完全后来居上。我们当时主攻硬件，三星等大企业对全球产业链的掌控力非常值得研究。

  二是学习韩国的工业设计。在这方面，当时国内落后不少。举一个例子，我刚创业做音响的时候，国产厂家的音箱竟然大多数都是方的。于是，我把音箱都改成了流线型，市场大卖。

  韩国信息硬件产业的崛起，离不开韩国工业设计的发达。上市后，我们对亚太的一些设计机构以及专利进行了收购，也扩大了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收获很大。目前，三诺的工业设计中心已经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红点机构评为全球设计机构第13名。

  上市只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使命。未来，我们也计划在A股上市，在国内上市，能更好地实现产业互动、产融结合，更有助于我们抓住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新一轮产业机会。